二、中国设计师

　　和西方一样，中国有手工艺人、画家、诗人，但是中国没有自发地出现过“功能与形式”之类的讨论，这是由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立足点不同，中国的哲学是一种“直觉”，不是将“客观”和“主观”这两方面割裂开来讨论。在西方设计师的探索中，功能更代表是客观存在，形式更代表是主观感受，功能与形式的平衡其实就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但是在中国哲学中，不存在主客观统一的问题，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浑然，中国哲学中讲的是“太虚”，客观是主观感受到的客观，主观是来自客观的主观，没有纯粹客观的客观，也没有纯粹主观的主观，这两方面的割裂只存在知识论中，名家中的公孙龙曾经有过一个辨证，在中国引起了震惊，因为平时的中国人不是这么思考问题，公孙龙说：<假设有一坚白石，用眼看，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所以从知识论方面说，只有“白石”或“坚石”，没有“坚白石”。> 但是中国人看待事物往往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逻辑推理出发（中国的哲学著作《老子》只有简短的五千言，它的表述方法不是论证而是暗示），而在经验中就不存在知识论中的这种分割。比如，中国美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方面：线的艺术和意境，都讲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种不可言传不是由于表达者引起的晦涩，而是它刚好对应了世界的“太虚”，对它们的欣赏是一种沉淀了的“有意味的形式”。

　　也许，正是因为功能与形式本不应该被分割出来讨论，所以西方设计师“功能与形式平衡”的设计思想最终导致了他们“失去平衡”。比如，先考虑功能后考虑形式，那么在考虑功能的时候其实已经假设了一个形式，后来的形式成了在这之上的附庸；先考虑形式后考虑功能，这个形式的存在其实已经规定了某些功能的实现可能，后来的功能将会和它产生矛盾；那么功能和形式并列考虑呢？这样产生的矛盾更大，因为设计师将困惑于“这个功能假设了什么样的形式”和“那个形式规定了什么样的功能”之间。看看现代主义以前的那些设计运动，设计师不过是在已经确定了的形式之上附庸别的形式而已，如在家具上变换装饰。而现代主义运动的设计师不过是简单地遵循了功能假设出的形式而已，如钢管椅子，当他们试图在这种“自然而然出现“的形式上做改变时，最终流入了形式主义。
　　
　　有很多发掘出的思想，可以代表“中国思想”，比如，中国建筑中的木制构件，如果说它是形式，但它又同时担当着功能的作用；如果说它是功能，但它又同时担当着形式的作用。是形式也是功能，是功能也是形式——这正是中国的智慧。

　　中国人是怎样形成这种智慧的？又正是那种“直觉”的哲学观。做一名中国设计师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具有中国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设计也就是中国式的设计，也就是为中国人的设计。

三、中国设计

　　80年代以前，没有“中国设计”，只有“中国制造”，在大工业化的冲击中，原来发展极为成熟的手工艺面临尴尬的局面，原来蕴涵在这些手工艺中的“中国思想”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发展成“中国的设计思想”。这种迷茫的过程在西方已经提前经历了，于是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接收了西方发展出来的设计思想，在这种设计思想的催化下，我们完成了“构思-制造”的分离，设计在中国出现了，但是这种设计思想也带来了新的迷茫（如上所论西方设计师的失衡）。“中国的设计思想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努力去完成的提问。我想，这正需要建立新的“直觉”，面对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结构、新的人文环境、新的具体需求——的“直觉”。

　　近些年来，“让民族的走向世界”成为热门话题，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发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民族的”。中国的设计起步较晚，但是我们有理由自信，中国的民族设计必将走向世界。 

  参考书目：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世界现代设计史〉王受之
〈中国美学史大纲〉 叶朗